拟定将于2017年11月开设的“老年医学系列专题课程”中，景军主任将就“老年自杀问题分析”为大家做主题分享。

以下内容选自凤凰大学问，于2017年7月27日对景军教授访谈内容的节选。

在人类学家景军看来，过去三十年中，中国家庭形态经历了剧烈的变迁，“儿童的地位上升，农村青年妇女的独立性和自觉程度上升，老年人的社会地位整体明显下降。”我们该如何看待这些变迁，以及由此带来的难题？

三、老人

随着中国城市化和经济发展，老年人自杀问题反而严重了。中国以GDP为纲的意识形态下，“人口红利说”等等社会理论流行，把老年人理解为青年人的负担。

现在中国在宣传和实践中都仍然以家庭养老为主，以商业养老机构为补充。但还应该探索其他的民间互助养老方式。

正午：跟90年代您做儿童研究时比，现在出现了一些新问题。比如农村留守儿童在当时还不明显，现在农村留守儿童的教育、情绪、安全、性侵害都在吸引社会注意。

景军：留守儿童在前几年问题比较严重，但现在的变化是，很多青壮年外出打工的村变成了老人村，连儿童都不在了。第一个原因是教育部在农村教育中实行了中心小学制度，小学在县里或者乡镇一级集中办，村小学就没了，儿童在村里长期留守跟义务教育会冲突，更多农民为孩子上学到县城买房，或者不在村里住。

第二更多儿童随着父母进城。越来越多的外出打工的村庄实际上变成老人村。

那我们又发现，虽然中国的自杀率整体上已经降到了比全球自杀平均水平还要低的地步，达到了10万分之十几，但老年人自杀率在2000年后提高了。这里老年人指75岁以上的人口。

我们中国老年人是全球自杀率第二高，达到10万分之40左右，全世界只有韩国超过中国。

所以我们看到，随着社会发展，经济繁荣，一方面妇女自杀率下降，另一方面老年自杀严重了。老年人自杀率在城市是显著上升，在农村是持续严重，持高不下。

如何理解老年人自杀在中国城市化、现代化过程中反而加剧的现象？基本上，我同意吴飞老师说的，中国老年人自杀主要成因就是两个：家庭不和，久病厌世。

这两点实际上都可以干预，手段多种多样。家庭矛盾能不能调节？当然可以。久病厌世能不能避免？也能，因为导致自杀的主要不是病本身，而是病中的心情。

前几年我们做了一个“中国农村守门人项目”，通过老年的结伴和结社结成互助组，让老年人能直接发现那种抑郁的老人和有自杀倾向的老人存在，然后开导他。我们发现很少有人真正想死，自杀是一种绝望，自杀是老年人表达诉求的一种方式。

当时我们组织中国大学生做了各种各样的海报招贴画，结果在海报中连一张老人欢快的形象都找不到。分析这些图像，发现社会对老人的形象表现通常是负面的——孤独的，残疾的，孤独的，悲惨的，无助的，走失的，压抑的。偶尔有积极表达，但也是表达成依靠他者的。中国的年龄歧视实际上非常严重，即使讲关爱老人，也没有老年人的主体性。不从老人自己的立场去讲述他们的生活，都是从他者的立场去讲老人，“依”“靠”是两个关键词。

如果在我们的想象中，老人就是凄凄惨惨，就是绝对的社会弱者，老人必然痴呆，必然悲哀，那我们实际上或者心理已经作好了远离他们的准备，或者就是觉得应该关爱他们。但老人不应该是被远离的对象，或者是被由所谓“大爱”支持的对象。老人有自己的主体，社会也需要为老人创造能让他们有主体性的生活。

为什么社会把老年人看成一种负担？这背后还有中国两个流行的社会理论在作祟。第一个社会理论是人口红利说。认为老年人越多，青年人越少，这个社会的生产力和创造力也越低。

第二个是负债说，老年人多，青年人少，老年人对社会救济和社会福利的要求也就越来越重，抚养比降低，最终老年人会因为社会福利问题和下一代人竞争。这些海报里经常出现青年人背着老年人的重负这种形象。

正午：这两种社会理论的风行和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的官方意识形态有关吗？

景军：和以GDP为标准有关，从经济发展的角度，把老年人看作是对经济发展的阻碍甚至破坏。在我们这个社会，老年无用论非常盛行。

我现在做的研究就是互助养老。中国历史上什么样的人没有孩子？这些人怎样养老？三类人没有孩子：太监；和尚，尼姑，出家人；自梳女。

先说太监。北京西山、海淀有很多太监庙，八宝山原来就是太监庙。太监结成关系，叫兄弟结，还有师徒结，这就是brotherhood。而像金山寺是老年尼姑的庙，女的结金兰，sisterhood。过去的互助养老最关心两个问题：临终、死后。以上这些人死后是进不了坟的，出家人也敬不了祖先。中国人死后都有身后名的问题，谁来祭奠，后代如何追忆？这些人把生辰灵牌都供在太监庙里，骨头埋在太监庙的塔下。而和尚呢？小和尚养老和尚。

民间其实也有类似的形式，不过未必是无后的、鳏寡孤独老年人才参加。民间有“老人会”，过去叫福寿会或者白帽会。所谓“福寿会”就是说，这里相互帮忙的只有两件事，有人过大寿我帮忙，有人去世后要做白事，我出一点钱。

中国老年人就关心这两件事。大家就像民间合会一样，有钱时往里添钱，相互照顾。中国很多这类合作互助，历史上南北朝就有女人会，是sisterhood的一种形式，会里死了人，大家就拿钱拿物出力。还有中国家族制度里的“义庄”，管理家族的慈善财产，会拿出一笔钱来救助自己的孤寡老人。

那今天中国社会的老人组织有哪些呢？我们看了几类，第一个是抗癌组织。中国癌症患者一半以上是老年人，全国抗癌组织基本都练“郭林太极拳”，这是位女画家为自己抗癌研制的一套太极拳。抗癌组织有网站论坛，北京比较有名的叫快乐家园，一万多人的大组织。第二个是“爱心时间银行”，上海广州重庆等等地方，低龄老人照顾高龄老人，服务时间存到虚拟银行里，自己老了以后就由新的低龄老人来照顾自己。第三个南方有念佛团，老年人情投意合的就组织起来搬到寺院附近住，白天去寺院念佛，晚上回到自己的住处，第四类是寺院恩养院。

这些都属于互助行为，我们研究这些民间自主养老，是为了看到超越家庭的可能，超越国家的可能。难道这个世界就是什么都得靠家庭？或者什么都得靠国家？

正午：这些民间互助形式也是要超越市场和资本吧？

景军：都不是彻底超越，但也不是完全依赖。比如寺院养老不可能彻底超越国家，它需要国家政策，但它不是依赖于国家政策存在。抗癌组织形成一定规模之后，大家交大量会费，得有章程和固定的人管理，也就需要国家为民间社团提供注册，不过主要操作还是要自己去做。

老人组织在华南地区特别发达。福建90%村子都有老年协会。老年协会背后的支持力量，一方面是家族力量，很多老人协会设在祠堂里，在外头挣了钱的人把钱捐给老年协会使用。另一方面是政府，因为老人协会有个重要的职能，是自发组织村里的治安。它有时比村委会力量还大，征集土地时，老年协会能出面起调解作用。

正午：我在南方一些村子看到老年协会的挂牌，往往和村委会挂在一个楼里面，村庄的节庆仪式譬如舞狮由老年协会组织。这几年老年协会在全国大规模成立，是政府推动和扶持下成立的民间群众组织吗？

景军：是，只要注册就是政府的。但实际上它之所以能办成，必须得有中国乡土的支持。话说白了，没有家族，没有宗族概念，没有庙宇的存在，它连个地方都没有。所以，我们看到很多老人要么在庙里头，要么在祠堂里头。给老人会钱也是族人给钱，譬如族人你都是张姓，你这一个张姓发了大财，他的家里，他若是不捐给老人会一点，他每年春节想回家都不能回了。发了大财的，每年回到家乡就必须摆桌子，请饭，拿出钱来请人唱戏，仍旧要为包括老人在内的社区作贡献。

那寺院呢，苏州寒山寺非常有意思。它用社会动员的方式征集了很多钱，比一般的县一级政府动员社会资金的能力还要强。寺院养老院很重要，很多孤寡老人是国家不要的，譬如没钱的孤寡老人，身无分文，国家养老院都不会要，寺院养老院会给收去。又譬如走失老人，根据2016年数据，中国每一年大概有50万个老人走失，每天就有1370名老人走失，在失忆症或者帕金森等疾病下，他找不回去自己的家，连身份都没有了。没有身份的老人，公立和私立养老院因为法律责任问题都不肯收。好些流离失所的老人就到了寺院里去，信徒会捐款来赡养，这对中国社会的补充是非常大的。

正午：那您的研究里，老年人的自杀率和当地宗族力量和老人协会兴盛程度这两个变量有没有因果性，负相关？是宗族势力越大，老年人自杀率越低吗，或者同一个地区里有老人协会的村庄比没有老人协会的自杀率要低？

景军：宗族是干预家庭的。老年协会力量高了以后，宗族力量大了以后，当地就会偏向于老年人利益，老人协会对各个家庭中的虐待老人事件，会实行征伐，真的，一帮老人拄着拐棍去家门口骂的。没人管是不行的。如果能确认宗族势力越大，老年自杀率越低，这才有意思。实际上老人会是一种权益组织。是围绕着维权存在的。

正午：中国近三十年来家庭结构剧烈变化，似乎再也回不去了。像您说的，1-2-4独生子女家庭已经是中国社会的基本格局，那同时，年轻一代又在全国全球迁移，传统的由一名子女和老人共住式的赡养很难实现，家庭养老很难。可是，近两年国家意识形态又特别强调孝道，强调所谓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国家试图重建传统文化道德来改善老年人的困境，希望在家庭内部解决养老问题。国家很强调赡养老人主要是子女的一种道德责任，不是国家或者社会的责任。虽然家庭养老有商业养老机构来补充，但对于贫困的、低收入的、农村老年人就是个问题。

景军：这是一个例子，说明福利多元主义在中国的困境，福利多元主义这个概念有它的历史，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英国首先进入福利国家制度，全民福利，从摇篮到坟墓。到八十年代中期，福利国家制度受到市场主义批判，有人主张福利不应该由国家单一提供，应该有市场的、社会的、甚至民间组织的参与，所以福利多元主义成为取代福利国家制度的一种社会政策。

但是，福利多元主义进入中国之后，就变成一种新口号，“社会福利社会化”。听起来真好听啊。那我们就看一下，老年的社会福利社会化怎么做的。

在中国，老年社会福利化就是允许大量的民营养老院出现，允许相当一部分的房地产企业以“养老地产”的形式廉价拿走土地，这是两种所谓的福利社会化。然后允许社会组织办非盈利的养老机构，就是说，假如你有爱心，咱俩有爱心，咱俩组织一个社会组织，咱俩不以盈利为主，但用盈利的方式去办，很多组织是这样出现的。

我们在这个过程中把国家的利益降得太低，把市场的地位提得太高，对市场的期待也提得太高。这种路径陷入了困境。像我们最近做了一个大型调查，发现老年人普遍不相信这些养老机构。他们明明知道家庭养老是无法继续的，譬如孩子是独生子女，无法和儿女同住，或者子女都在美国，根本没有家庭给他养老，但他同时又不相信这些民营、市场化养老院。好的公立养老院排队在北京排十年都排不上，坏的公立没有人愿意去。民营的，不会有条件不好的，条件都不错，但没人敢去。

高收入老年人也一样难选择。高收入老年人期待、信任公立养老院，但公立养老院没有高档的，所以我们不会去公立养老院，私立养老院有所谓高档的，但我又不敢去，对不对？我把我的房子卖了，一个月两万块钱，我搬到你那儿去住，简直是莫名其妙。

实际是需要批判国家角色。我们国家在接受了福利多元主义理论之后，作了一个自私的抉择。国家把自身应该负的责任划归社会，它尽量在养老问题上、在整个福利问题上避免欧洲国家的状况。典型的福利国家用于社会福利的花费占全部GDP的20%，中国只有大概10%。

正午：似乎这届政府最竭力避免的就是在发展不足时作出高福利承诺。中央财经小组刘鹤反复强调中国要避免中等收入国家陷阱，很警惕因为民粹主义、因为社会压力而制定高福利政策的所谓拉美国家历史教训。

景军：但是别的还可以搁置，老年问题上国家必须要负担责任。中国社会本身就是愿意为年轻人和小孩付费，那国家必须负责老年人，老年人已经为社会服务了一辈子，你还要再另找一个付费制度来负责他们的照料？这是有问题的。在这个问题上，国家选择了一个太容易的退路，期待用市场来解决中国养老问题。 但养老上，市场路径走不通。

正午：如果请您总结，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家庭结构最主要的变迁是什么？

景军：三点。儿童的地位上升，农村青年妇女的独立性和自觉程度上升，老年人的社会地位整体明显下降。这就是我的概括。地位明显下降的就是老年人。

景军：北京人，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清华大学公共健康研究中心主任，长江学者。

景军教授于1994年在美国哈佛大学人类学系获博士学位，曾在纽约市立大学任教并获得终身教职。研究兴趣包括社会记忆、移民与生态抗争运动、弱势群体、艾滋病等，目前研究聚焦在有关公共健康的社会问题和政策议题。

本访谈中涉及到的景军研究青年女性自杀的论文是《农村妇女的迁移与中国自杀率的下降》，（与吴学雅、张杰合作），《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4期。

我们也推荐景军教授一篇文章《国家同志：移民、媒体与一位农村老年妇女的自杀》，原刊2004年《中国乡村研究》，在网络上也可以找到。这是一个表述得很清晰，内里却非常复杂的故事，讲三峡移民工程后一位八十多岁的重庆妇女自杀的过程。她最后的影像留在电视台的纪录片中，她管纪录片摄制者叫“国家同志”。

来源：正午故事（noon-story）